王子約

目前，全世界正掀起結構調整、技術創新的熱潮，世界范圍內形成了第四輪全球產業轉移的大潮。在這輪爭奪未來發展制高點的新一輪競賽中，國別發展差異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國家力量對比。

有人說，現在是中國產業升級的最好時期，同時也面臨著最嚴峻的挑戰。中國過去幾十年的快速發展一方面為產業升級奠定了基礎，另一方面又形成了固有路徑。

4月9日，《第一財經日報》和華夏幸福(600340,股吧)基業股份有限公司聯合主辦的博鰲早餐會在2014博鰲亞洲論壇年會期間舉行。此次早餐會以“聚焦全球背景下的中國產業升級路徑”為主題，邀請了十余位來自商界、學界和政府機構的人士，從多個方面探索了中國產業升級的良方。

“提質”“增效”兩手抓

不久前閉幕的全國兩會發出了穩中求進，著力提質增效升級的強音。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近期在遼寧、內蒙古考察時又再次強調，在發展中“提質、增效、升級”，促進民生改善。

“六字方針”背后有怎樣的

邏輯，中國產業如何在新的經濟形勢下實現升級轉型？在昨日的早餐會上，不少學者和企業家都將目光聚集到首先“提質”、“增效”，進而實現“升級”。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魏建國表示，他曾在德國總理默克爾訪華時與其交流德國產業升級的經驗。在他的印象中，德國產業已經有很好的基礎，不僅包括各種醫療設備、高精機械，也很注重實體經濟，出口量也很大。在這樣的情況下，德國產業如何實現升級？默克爾分享的經驗是要搶占產業升級的戰略制高點。而戰略制高點有兩條，一是創新，二是確保質量。

“中國要真正建成一個信用的市場，和真正走向一個質量的市場很關鍵。真正實現提質，然后增效，這樣我們才能更好地升級。”他說，提質不是我們的最終目的，關鍵是把質量提上去了，我們的品牌信譽才能建立，中國在世界上不再是單純的制造廠，而是一個品牌。

中華民營企業聯合會會長保育鈞則提出，目前我國產業升級存在的一個重要問題是效率太低。為此，他提出提質增效必須有針對性。“以去年為例，去年我們GDP約57萬億元，而固定資產投資約44萬億元，銀行貸款也遠高于GDP。我們投入這么多錢和貸款，最后創造財富只有57萬億，投資的效率越來越低了。”他說。

在整個產業升級的過程中，厘清和重塑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很重要。“二者要扮演好自己該扮演的角色，企業扮演什么角色取決于政府扮演什么角色。”申銀萬國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李劍閣認為，重新定位政府和企業的角色，厘清政府和企業的職能邊界在新一輪產業升級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李劍閣說，政府要提供一個讓企業不斷追求產業升級和提質增效的環境，而絕不是代企業去進行產業升級。

保育鈞也認為，要想解決投資效率的問題，還是應該回到原點，把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理念貫徹到底。

對此，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學終身教授陳志武認為，市場本身沒有發揮資本應該有的約束力，也是低效的原因。

有著15年產業資訊經驗的美國博斯咨詢公司全球合伙人徐滬初提出，產業升級從來沒有停滯過，只是一個快慢的問題。從全球背景下來看，中國的相對增長速度是慢了，在全球新一輪的經濟發展大潮中，實際上是落后的。

在此背景下，徐滬初認為中國的產業升級要向前發展的話，政府應該做到既不缺位，也不越位。“最近我們講得比較多的是倒逼機制，這個實際上很好，能夠讓市場經濟真正發揮它的作用。”

引入產業升級“第三極”

政府和企業要如何共同努力實現產業升級？

華夏幸福基業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轷震宇提出，在政府和企業之間加入一個叫做“產業促進機構”的角色。“華夏幸福基業實際上正是在實踐這樣的角色。”轷震宇稱，華夏幸福基業的20個產業項目均以市場化的手段，從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企業的政府服務、市場的金融對接、科技成果轉化甚至于技術資金市場等幾個方面，幫助企業和地方政府進行銜接。

除了引入“產業促進機構”之外，與會嘉賓還特別強調了產業升級的創新。轷震宇以華夏幸福基業的美國孵化器項目為例，講述了將發達技術“找回來”借以發展本土產業的故事。“三方合力打造產業集群是有效的產業升級方式。”

中國產業升級到底有多大希望？徐滬初在會上分享的數據顯示，在連續11年的調研中，最近幾年中國企業在數量和排名上有顯著的提升，說明在整個領域中，中國的創新能力在不斷增強。

“產業要升級，必須要有一批創新型的企業在后面推動，才能真正有競爭力。”徐滬初說，包括互聯網在內的很多領域，中國其實是走在世界的前列的。所以從這一點來講，中國產業升級希望巨大。

與許多學者和企業家一樣，徐滬初也十分強調創新。“如果我們中國的效率可以達到日本的三分之一、德國的二分之一，那么什么都不做就已經前進一大步。”他說，如果做好價值鏈環節，那么這種創新實際上就是一種產業升級。攝影記者/吳軍